中国诗歌的专业性
作者：原委
本来是从不对诗歌发表看法的，更不对任何诗人发表看法，因无力改变，也就自觉说了就等于废话。但，逐渐还是发现了些许迹象表明，我所说的这些有关诗歌和中国诗人的看法，逐渐也会被绝大多数人意识到的。前不久参加一个在北京的朗诵会，认真打扮后前往，路途中想到：中国诗人都土，我穿得过于仔细，是不好的。可中国诗人为什么土？
偶然翻看朋友的博客，偶然看到自己的照片，多看了两眼，认真阅读他在我参加天津南开的某场朗诵会后的评论。他认为，诗人到场后各个理直气壮且目中无人，朗诵时，也不在意观众的感受。在南开的那场朗诵，观众多是学生，如同来见偶像一般热情，学生们也紧张和胆怯的把自己的诗作朗诵出来，但学生朗诵时，中国的诗人却面露不耐烦的神色；后来在北京的某场朗诵会，主办方加入了新媒体艺术为朗诵会做开篇，而在新媒体投影放映至中途时，竟有诗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喊“下去！”，坐在身后的张楚无奈的笑了笑。诗歌朗诵会为何一直以来缺乏观众？敢问中国的诗人何时在乎过观众？又敢问中国诗人从来没有在乎过读者吗？
朋友是音乐人，因此他拿音乐人和诗人进行了一番比较，大致如下：
1、音乐人会注意自己的着装，诗人不会；
2、音乐人会注意自己的举止，诗人不会；
3、音乐人会包装宣传自己的作品，诗人不会。
以上，最直接的影响，是对观众和读者的尊重问题。诗歌缺乏普遍性的读者，并不源于诗人们常讲的诗歌必然是“小圈子”的，专业性和理解力普通读者都达不到诗歌的欣赏水平。且说欣赏水平需要培养，诗人又哪儿有耐心培养不懂的人。趾高气昂是诗人的显著外在识别标志，从诗人入场时的神态便可辨别一二。这难道又是“你们不懂”么？
在去年天津的某场朗诵，朋友因多年来仍旧对诗歌保持美好的回忆，而赞助了一场朗诵会场地，在此前，他甚至赞助了天津三分之一朗诵会的场地。而天津的诗人徐江竟因为场地不可自带酒水一事和服务生大吵，并借口为：“我是诗人！”而后出乎意料的在朗诵会开始前甩手走人，且随徐江离场的诗人和留下来继续朗诵的诗人，老死不相往来。
曾记忆两年前在成都参加的中法诗歌节上，何以杨黎帅中国诗人团队集体退场，空留法莫道不消魂国诗人在会场内不知是何缘故？走出会场后，法莫道不消魂国驻成都大使追来道歉，源于她是我父亲的朋友，且作为中国诗人中会几句英文的诗人，我为中国诗人向法莫道不消魂国大使道了歉。主办方确实办了一场糟糕透顶的朗诵，中国诗人的离席也完全成立，但在策划过程中，中国诗人是否有责任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呢？朗诵会开始前，有任何一个中国诗人监管过问过朗诵会流程及具体事宜么？如果有这样一个诗人要求参与策划，那将是一次完美的朗诵会，至少，是不会有一方集体退场的朗诵会。
杨黎诗集《五个苹果》的巡回朗诵会到下周，已经回到本土成都，全国一圈上下走来，第一站在北京的一场，参加人数之多，簇拥者众，这是杨黎诗歌和杨黎人格的影响力。可当整场组织策划混乱不堪来讲，杨黎又拿什么回馈观众读者。不可否认的是，杨黎可以拿更多好诗回馈，杨黎接下来几个城市的朗诵，观众仍旧热情不减，或，杨黎不这样做，那也就“不杨黎”了。但，这以何扩大诗歌的感染力，以何培养和教育广大对“诗歌”还有期盼，对“诗歌”这个美好的仿佛回忆盛唐的国人呢？
每一场朗诵会都如同一种可笑的聚会，诗人朗诵给诗人听，朗诵过后，好一顿酒肉玩乐，各自分组讨论，而后散去，再写诗，等再有朗诵会时，再读。这一个自我游戏的过程中，褒贬全由写诗的人来评定，而，下一次的朗诵会名单，全由这一次哪些是玩得到一起的，而哪些因为某种问题和态度是玩不到一起的，来决定。诗歌在这种筛选和淘汰之间成长、过滤，过滤到最后，便成了现在，诗歌完全隔离了百姓，隔离了诗人以外的读者而存在。
诗歌的刊物编纂从现代诗的开端《今天》，从未停止过，数百种诗歌刊物如同地下报纸一般传阅邮递，而从无外人问津，少数几种被政府拿去批判，被文人拿去羞辱，而诗人们自然不去在乎，诗人们也自然不会受到打击，因为民间诗人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，外界难以攻破，而内界之人也从不愿走出去。诗歌拒绝了交流和流通，曾传抄诗歌和街头巷尾童叟皆会背诵几句诗歌的盛况，再没有继续下去的可能。且问如何要求你的观众除了民工以外，还有他人？如何要求旁人读了你的诗后，不来问：这是诗么？
我认为，除去商品经济飞速发展，人们日益忽略精神层次的追求，使世界各国的诗歌都濒临一个少数人的境地外，诗歌的这种处境，还源于，诗歌具备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具备的特点，那就是：诗歌是唯一只沾染名，而不沾染利的。所以，诗人们也就没必要装饰自己，也没有体会到责任和义务的机会。诗人的身份并不能成为一个人完整的社会属性，仍旧源于诗歌本身不挣钱，所以，仅仅在特定地点和时间里，诗人的身份是完全客观成立的，因此，在各种朗诵会中，诗人的趾高气昂也就更容易被理解。这样也就方便理解，为什么诗人中的勾心斗角过于繁多。
诗歌出版发表的渠道稀少，排外的情绪夹杂其中，也使诗歌传播滞留。当我5年前第一次参加朗诵会时，便被介绍为最年轻的诗人，直到前不久的一场朗诵会，主办者仍就和我说：你是最年轻的嘛。做媒体工作的那几年，某一次选题讨论会上，同事提到要做“已经消失了的词汇”选题，举例说：类似于“诗人”这类的词汇。我愤怒的历数当今最优秀的诗人名字外，内心也在伤感，是什么致使我们在他人的生活中变得无足轻重，甚至梨花体和本届鲁奖都成了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而诗人自己却认真的掰持其中的评判标准。
作为一个年轻诗人，我一直在原谅着我的同行，并为中国诗歌感到无力。中国诗人的优秀和汉诗之优秀，与中国诗歌及诗人的处境难成正比。到底该如何策划组织一场朗诵会，该如何出版一本各人诗集和诗歌合集，该如何评定一个诗歌奖项？我们有待专业的态度，和专业的团队诞生。而现在，逐渐随着媒体功能性被广泛认知，策划的重要性也逐渐被意识，诗歌是否也应以专业的态度，诗人是否也应以专业从业者的态度对待诗歌呢？
我从不关心诗人们聚会时，那些对心得的讨论，只希望，各位诗人用与生命同等价值去比量的诗歌，能得到应有的荣誉。
